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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大批有铭青铜器。其中M117所出一件霸伯盂，器铭所记关乎古代宾礼制度，内容可与《仪礼·聘礼》、《礼记·聘义》、《周礼·秋·大行人》及《小行人》等所载之相关文字互相发明，由此可窥见西周时期较为完整的聘仪，对于西周时期礼制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，是近年来商周青铜器铭文 重要的发现之一。本文对该篇铭文文字进行了详细考释，并结合传世文献对铭文内涵进行了初步解读；还结合该墓所出其他青铜器及铭文等有关，对该墓墓主和年代作出了简要的论述。自二里岗上层时期出现带盖青铜器，盖钮即其一个组成部分，且其有浑铸与分铸之别。本文搜集和研究钮分铸青铜器，先讨论两件钮先铸器，再讨论铸铆式后铸钮诸器，并与浑铸钮和榫接式分铸钮的器物相对照。铸铆式后铸工艺可上溯至二里岗晚期，可能与南方青铜器的风格形成有关，可视为南方铸铜作坊个别铸工的秘技。先施于器鋬和器耳的后铸，中商晚期用于铸造器钮，但初期铸接的铆头粗糙，至殷墟早期设计为蝉形或圆饼形，并有装饰。对这一工艺历程的梳理，可以揭示出铸铆式后铸传入安阳的过程：铸工被迁到安阳铸器，器物具有南方工艺特色；但他们受到排挤，铸器有限，且传人很少，以至此技在殷墟晚期消失。而殷墟多数钮的浑铸或者榫接式后铸，均是技术选择的结果。东山村遗址经两次发掘，发现了1多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和一处包括房址和墓地的崧泽文化聚落，其中 揭露9座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。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与小墓的分区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发现，证明至少在距今58年前后，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。这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社会文明化进程了重要。2年对新砦遗址进行了发掘，主体文化遗存为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。遗迹主要为灰坑，遗物以陶器为主，还有石器、骨器等。此次发掘确认遗址各区有可能是同步发展的同一个大聚落，而非相互分离的四个小聚落。各区的多组地层关系也再次表明，龙山文化晚期早于新砦期，新砦期又可分为早、晚两段。明末清初，由于战争的破坏，致使延续百年的苏州、嘉兴、徽州等江南一带士人书画鉴藏家群体走向衰落。而在北方，以孙承泽为 的士人们积极搜寻流落于市的故国文物，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随之兴盛起来。孙承泽藏品丰富，鉴赏能力高，对清初北方鉴藏家有着范式的影响力，故士大夫们能突破不同身份的壁垒乐从之游，如王铎、周亮工、曹溶、梁清标、宋荦、王文荪等等。他们或各取所需互换藏品，或往来雅集借画赏画，或为彼此的藏品鉴定题跋，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书画交往圈。清初北方鉴藏家群体的兴盛，从清朝建国到乾隆初年，共历一百余年左右。乾隆初年， 大力搜求民间书画，致使私人手中藏品大多流进清内府，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重又走进低谷。本文利用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，与周绍良先生主编《唐代墓志汇编》进行对校，发现释文中有些可以校补的内容，特提出新的解释加以讨论。《艮泉图咏》记录了嘉庆末年(1814年至1815年间)，寓居广东广州、江西南昌、江苏苏州等地的五十位文人，为广东顺德人黎应钟的艮泉别业绘图题咏的雅事，生动地呈现了19世纪初一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书画雅集。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其产生之过程，发掘其历史物质性，还原这些图像和文字产生及传播的本貌，重构其时跨地域文人(包括画人、诗人、仕人等)书画交游的情景。黎应钟以颂赞艮泉这一主题征画索题，使几地文人诗文、书画的风格特点和差异立现。围绕12幅风格各异的画作，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域的画风差异及其相互影响。尽管这次雅集将岭南文艺向省外传播，并使岭外文艺向南推介，但是岭南画人的影响力仍主要局限于本地。本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几个人名用字。义叔簋之，过去着录及文字编的释读皆欠妥当，其字可拆分为左右两部分，左旁从詹鄞鑫先生意见应是捪的表意初文，右旁为夕，整个字应该分析为从夕捪声，极有可能是为晨昏之昏所造的专字。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两西周铜盨的器主之字写作，各种着录及文字编多误析为两字，本文首先肯定了其为一字应释作敢的意见，进而分析其形体下部为"弁"，是在甲骨文敢字基础上所作的变形音化。 讨论了盖铭多出的 字，认为是器主伯敢之名，从名字相因角度怀疑可读作击杀的击。中柱盂形器因形制较为特殊，因此学术界对其名称和功用争议颇多。考察相关考古和文献，我们认为其用途大致有防虫蚀、表吉祥、蒸煮等三种，其命名方式采用用途加器形的方法，更能清楚地显示其功用和形制。13年3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陟县苗庄村发掘了三座汉代陶窑，保存状况较好，排列规则有序，为汉代陶窑及相关学术课题的研究了新的。青岛博物馆藏清方薰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，绢本、设色。修复前，画心残损、绢丝断裂，并遭到虫蛀，经过除尘、清洗、揭托、全色、砑装等一系列修复过程，这幅佳作 终重现原貌。